《浊水漂流》：香港无家可归者的忧愁与愤怒
无家可归者问题也许只能算作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白璧微瑕”，常被人熟视无睹，最多偶尔引发一些街谈巷议。作为热门影片，《浊水》把这个“小问题”重新带回公众视野。
首先应区分“无家可归者”和“露宿者”这两个概念。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缺乏稳定、安全、适居的住房就算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只是无家可归中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种状态。“无家可归者”是比“露宿者”更宽泛的概念。
“无家可归者”（香港通常称为“无家者”）的存在对于任何政府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官方定义总是倾向于收紧统计口径。香港社会福利署（社署）的统计就选用了口径最窄的“露宿者”的概念，仅指那些“在公众地方（如行人路、后巷、公厕、公园、天桥底、货车、楼梯及快餐店等）睡觉过夜的人士”。
即便如此，官方登记在册的香港露宿者人数，2020-2021年度的数据是1580人，比2013-2014年度的746人翻了一番出头。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9.8%，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就增长近一成。
由于登记总有遗漏，实际露宿人数只会比登记人数更多。社协干事吴卫东指出，通常会有1/3的露宿者不愿登记。而社协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5月做过一次局部统计，发现露宿人数短期暴增，据此估算全港总量可能高达2500-3000人。
《浊水》作为香港无家可归者的缩影，尽量展现了这个群体的多样性。虽然导演并不意图解释片中人物流落街头的原因，观众还是可以通过叙事窥知一二：大胜是因为吸毒败光了家产；兰姑坐着轮椅，身有残障；木仔会说话却几乎不说话，早年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疑似精神障碍；“老爷”则是最特殊的一位。他是1970年代末渡海而来的越南难民，本有望经由香港中转，去往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却因在难民营中犯事留下案底，无法随老婆孩子移民挪威，而越南又回不去，只能留在香港继续难民式的生活。
但无论如何，无家可归的原因中，经济因素总是占据首位。由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的“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2021”显示，露宿原因的选项（多选）中选择比例最高的两项分别为“租金太贵，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住所”（47%）和“失业，无法负担住所”（27%）。
一个安身之处对于香港低收入者到底有多贵？根据上述调查，受访对象月收入（含救济金）的中位数是8000港元。而市区一间五六平方米带独卫的“劏房”（由大间分割成的小间），月租4000港元起步。而且这些“劏房”多存在于老旧建筑中，往往空气流通差、闷热、卫生堪忧、臭虫横行。有人觉得这种居住条件还不如在快餐店过夜，甚至露宿街头。
至于租金更便宜的“板间房”、“棺材房”、床位等居住单元（只需一两千港元），更是没法住人。以至于有些贫困人士即使租了这些地方，也仅将其当成存放家当的储藏室，多数时候仍选择露宿。
无家可归者在露宿街头之前，往往经历了这样的跌落过程：所租住处总是被加租，为省钱只得不断搬迁，而每搬一次居住条件就降级一次，直至恶劣到无法住人而不得不流落街头。
所以说香港租房市场的劣质化（质次价高），让收入垫底者一不小心就会掉出居住安全的底线，陷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悲惨境地。
当然，就市场经济而言，市场本身并没有保障居住安全的义务。保障本应是政府分内之事。但遗憾的是，港府在这方面托底的力度并不尽如人意，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公屋无期、私楼太贵、宿位不足”。
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居所，是救助的当务之急。据社署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香港目前专供露宿者的临时宿位共有620个，其中228个由社署资助、非政府机构经营，其余392个则由非政府机构自负盈亏。
社署资助的宿位不仅与露宿者人数严重不匹配，而且增长缓慢。2013年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露宿者人数翻了一番，而同期社署资助的宿位从202个增加到228个，增长13%都不到。
福利性宿位供给不足，直接后果是即使有意入住这些临时宿舍或收容中心，也要轮候很久。而且也不能久居，居住时限一般为三个月到半年。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够无家可归者做出身心、生活、工作以及经济上的调整，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结果往往是受助者离开宿舍后，不得不再次露宿。这反映在数据上，就是露宿者再露宿的平均次数由2013年2.8次上升至2019年的4.16次。
有些宿舍甚至只在晚间开放给无家可归者过夜，每天早上则要“清场”，不允许入住者白天留在宿舍。这在主观上或许是想促使无家可归者出去找活干，防止其“游手好闲”，但这种想法过于想当然，对受助者也不尊重。再加上不少宿舍条件欠佳，虫患严重，免费宿位对无家可归者的吸引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政府对贫困者直接补贴租金，也是一种保障居住安全的救济方式。“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2021”显示，有45.3%的无家可归者有领取“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港府主要的救济金计划），但综援对单身人士租金津贴的上限目前仅为2515港元/月，并不足以覆盖市场上像样居所的租金。
更长远的解决之道自然是政府的廉租房——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然而对无家可归而言，申请公屋更是遥遥无期。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一般公屋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高达6.1年，距1998年的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单身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在申请公屋时并不会得到特殊照顾，除非申请者拥有其他可以优先的条件，如高龄、残障等。《浊水》中残障的兰姑和照顾她的陈妹终于分配到了一间公屋，这也与事实相符：残障人士可通过“特快公屋编配计划”申请提早入住。
然而其他无家可归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无家可归者中比例最高的是单身中年男性，他们属于被房委会单列出来适用配额及计分制的“非长者单身人士”，配额每年仅有2200个。他们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要比平均值长3-4倍，这意味着要排队20年以上。因此超六成的无家可归者根本没有申请公屋，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屋供给状况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可能还具有某种相关性。我们将香港每10万人口中的露宿者人数和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数据并置，就会发现2007年以后，两者基本同步上扬。这或许暗示着公屋申请越难（住房保障越弱），无家可归者越多。
不仅如此，港府各部门在日常管理中也不见得有多照顾无家可归者的权益和尊严。类似“通州街事件”的针对无家可归者的粗暴清场行动，发生了不止一起。在最近（2019年12月）的一起事件中，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联合警方在通州街公园未预告地清场，抄检和丢弃了20多名露宿者的家当。其中的14人随后提出诉告。案件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审裁官最终以申索人不能举证自己的损失为由，判康文署仅象征性地赔偿坚持到底的9名申索人每人100港元。当然，道歉还是别想有。
香港的无家可归问题，其实是住房压力向下传导，把最下面的人挤出居住安全的底线所致。根源还是在于香港畸高的房价。有人无家可归，是香港住房问题的一个表征。
香港的住房压力有多大？根据香港立法会的数据，2021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6平方米。这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几乎垫底。而根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最新发布的《全球住房可负担性调查报告2022版》，香港房价收入比升至23.2，连续第12年蝉联“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这个数据意味着，普通家庭即使不吃不喝不纳税，也需要23.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住房。
香港私人住宅（私楼）的价格，自2003年见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大底以来，一路高歌猛进，至2018年的高点，15年间涨幅5.4倍。私楼租金涨幅虽不及房价，也涨了将近2倍。而同期港人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却只涨了1倍。收入跑输房租，更别提房价。
与连续12年蝉联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曾连续25年蝉联传统基金会评选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或许有人认为政府自由放任是高房价的原因。然而经济自由度同样很高的美国，房价却没有畸高。相反，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总体还算比较便宜的。
会有人说这是因为香港地狭人稠。可香港其实并不缺地。占全港总面积40%的土地被划为受保护的郊野公园、海岸公园和特别地区，禁止开发。全港土地开发率还不到25%，而住宅用地占比仅为7%。所以即便不去触及开发郊野公园的禁令，也还是有着极大的开发空间。
真正的原因蕴含在香港的特殊性之中。
成功的房地产模式，无非市场主导的欧美模式和政府主导的新加坡模式。前者所有要素都市场化，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来调控；后者由政府包办大部分住房的供给。两种模式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或房价平稳。
香港的特殊性在于，她没有选择上述任何一种模式，而是走了（或者说沿袭了）一条混合制（或者说双轨制）的道路。
梳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还需回溯港英时代。彼时的香港因是殖民地，土地产权法律上归属英王所有。英王授权港英政府可以通过拍卖出让土地使用权，但不准出售产权。所以香港实际上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而拍卖土地使用权就是我们熟悉的土地批租。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土地制度上萧规曹随，只是将批地的年期（使用年限）统一调整为50年。
土地批租制度才是香港特殊性的核心密码。它既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因关键要素由政府垄断；也非纯粹的计划经济，因政府并不垄断全要素和全产业链。它是政府亲自下场参与的经济活动。政府以手中的土地换取资金（形同“卖地”），使它不再是经济活动的超然仲裁者，而成为利益相关方。
香港历来被视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样板。这种体制的税率很低，关税、增值税、遗产税等很多税种都免征。因此土地财政就成为港府的重要财源。地价收入（土地出让金）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近年来都在20%上下波动。再加上房地产交易和持有环节的税收，房地产业在财政收入中的贡献比例往往会超过30%。在这种情况下，港府就很难抑制把土地卖高价的冲动。
但早年的港英政府或许还没受到土地卖高价更有利的启蒙，供地基本匹配市场需求，所以1980年代以前香港房价都还算平稳。
拐点出现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规定英方在1984-1997年的过渡期内每年批地的上限为50公顷。此条款本意或是为防英方临走前疯狂卖地，卷走香港财富，但客观上导致土地供求极度失衡，由此打开了香港房价飙升的潘多拉魔盒。
香港回归的1997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自1985年起已经上涨了7.6倍的香港房价应声回落。新成立的特区政府不再有批地上限的紧箍咒，却从此前的房地产大牛市中领悟到了自己利益之所在：地卖多不如卖贵。想让面包卖出好价钱，想方设法托住面粉价格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此后几年港府的一系列举措，不管是给拍卖价格托底的“勾地”制度、年供85000个住宅单位的“八万五建屋计划”的中辍，还是停止“居屋”（经济适用房）修建并减少土地供给的“孙九招”，都起到了主观上呵护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客观上承托房价的作用。港府甚至于1998年和2002年两度暂停土地拍卖，宁可地价收入归零也要保住地价。于是，香港错失了让房地产市场自然调整、出清的大好时机。香港房价于2010年重回1997年的泡沫高点，并且其后变本加厉地继续飙升，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调整。即便2018年见到阶段性高点，近几年也是高位盘整，未见明显下跌。
虽然生态环保、“丁屋政策”等因素也被指限制了土地供给，金融环境宽松也被认为助长了炒房，但土地财政无疑是造成土地供给不足、继而房价高企的首要原因。
土地供给受限是人为控制的要素稀缺。谁掌握这种稀缺资源，谁就能垄断。土地财政中，政府是唯一的土地垄断者。而拍卖的形式天然有利于大地产商。稀缺的土地资源由政府让渡给大地产商，形同特许之下的寡头垄断。香港如今尾大不掉的地产寡头，正是港府一手喂大的。
而大地产商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就向公共服务和基础民生行业扩张。靠地产发家的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郑裕彤等几大家族企业，几乎控制了全港最重要的商业机构，涵盖电力、水务、煤气、电信、零售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同时，房地产天然具有金融属性，地产资本也很容易和香港原本就很强大的金融资本结合，对非资本密集型的其他行业、尤其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产业空心化。这种房地产对经济乃至社会的弥散性渗透和全方位控制，就是港人所谓的“地产霸权”。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不平等水平都维持在高位的罕见样本：基尼系数高达0.539，在发达经济体中拔得头筹；贫穷率高达23.6%，创45年来的新高（两者均为最新官方数据）。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浊水》中那股愤懑的情绪。正如辉哥随木仔登上塔吊，俯瞰着深水埗新建楼盘的万盏灯火，喃喃自语道：“深水埗是穷人住的地方，建造了这么多高尚住宅，穷人还可以住哪儿？”接着两人一起从空中往下撒尿。
题图来自《浊水漂流》剧照，配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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